医生举报男童疑遭生父虐待：强制报告制度要真正“强制”起来

近日，一则医生接诊疑似被虐待儿童的视频在网络传播，引发广泛关注。一名自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医生的网友发视频，表示接诊时遇到一名三岁男童，全身多处受伤，检查发现有颅骨骨折、颅内血肿，以及多处撕裂伤。陪男童就诊的奶奶最后承认是其父所伤。医生怀疑孩子遭到长时间虐待。杭州警方对此表示，男童系到杭州就诊，疑似虐童事件发生在外地，当地警方已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孩子处于安全状态。

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意味着警方认为很可能存在犯罪，后续将会依法进行侦查等工作。这一疑似虐童事件被曝光，要给医生记上一功。不难想见，如果没有医生拍视频“吹哨”，男童疑似遭遇虐待的情况可能仍然不为人所知，男童很可能会继续遭受非人的折磨，甚至会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这凸显了未成年人受侵害强制报告制度的作用。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条规定，国家机关、居委会、村委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哪些是“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呢？根据最高检、教育部、公安部等多部门于202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包括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等托育教育机构，医院诊所等医疗机构，旅店宾馆，以及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等。

上述意见特别要求，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收治遭受或疑似遭受人身、精神损害的未成年人时，应当保持高度警惕，按规定书写、记录和保存相关病历资料。这是因为，一旦儿童因为被虐待而出现严重伤害，通常会被送医救治，医生是施虐人之外可能最早接触到被虐待儿童的人。

2022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也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发现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要及时向所在医疗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机构报告。

现实中，因为儿童就医而被发现受虐待的情况并不少见。近日开庭审理的“上海三岁男童被生父女友虐待致死案”“山东威海5岁男童被生母陈某及男友殴打致死案”，以及2020年“黑龙江建三江女童被继母虐待案”等，都是在受虐儿童被送医后才事发。除虐童外，很多性侵女童案也是在就诊过程中由医生报警。2022年3月，江苏如皋某医院一位医生发现就诊的13岁女孩彩超报告显示怀孕后立刻报警，警方迅速立案侦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据最高检此前发布的数据，2023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1581件系经医务人员报告发现。

2024年7月，最高检发布了一批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典型案例，推动实现义务主体“应报告尽报告”。其中，住宿经营者樊某某主动报告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获得奖励；校长陈某某主动报告，获多方协力保护救助未成年人免受家暴；医务人员借助智能系统，成功报告了未成年人性侵案。

强制报告制度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利器。但在现实中，制度的实施也存在一些问题。2025年1月《法治日报》曾报道，“强制报告制度建立四年，还有医生不知道”。报道引述了一则新闻：山东一名12岁小女孩被查出感染HPV且有半年性生活史，但该女孩半年前因阴道炎就医时，当时的主治医生并未报警，显示当值医生对强制报告制度的认知不够，未能及时履行报告职责，也就放任了不法侵害行为的继续进行。

《法治日报》的报道显示，目前不少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特定职业人士仍然尚不明了强制报告制度，这项制度在实践中也并未完全落实。2022年最高检披露的数据显示，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应当报告而不报告的案件超过1600件。

这就需要继续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目前，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人不履行报告义务，要负的法律责任还比较轻。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也就是说，不履行报告义务最多受到行政处分。最高检的意见中提到，不履行报告义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单纯不履行报告义务，很难被认定构成犯罪。

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许可以用玩忽职守罪来追究刑责。在2021年最高检披露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湖南某小学的正副校长，对该校两名教师杨某某、糜某某长达十九年间性侵未成年女学生的行为长期隐瞒不报，事发后被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不负有管理职责的普通医生、教师，很难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如果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就很难被追究刑事责任。

有必要加大对有报告义务群体的宣传力度，也有必要加大对有报告义务却不报告的人的处罚力度，以倒逼他们主动负起责任来，堵住“知情不报”“玩忽职守”乃至“串通一气”的罪恶之门。2022年，最高检曾公布一批对未报告者进行追责的典型案例，除了主管部门的行政处分，受害者还可以向未尽报告义务者提起民事诉讼，个别符合刑法规定的，也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事实上，不但教师、医生有强制报告未成年人遭侵害之责，居委会、社区工作人员等也有报告义务。

另外，邻居甚至陌生人也有权随时报告、检举类似行为。区别在于，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职业从业人员有强制报告的义务，不报告则违法，而其他人则没有报告的义务。但是，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职责，即使没有法定义务，普通人发现疑似虐童事件，也应尽早报案，以制止进一步的伤害。在黑龙江建三江女童被虐待案中，邻居曾多次听到女童被生父和继母殴打，如果早点报警，警方早点介入，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严重后果。

总之，要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相关部门就应让强制报告制度真正“强制”“刚性”起来，让应当强制报告的义务主体负起责任来，追究应报不报者的法律责任，倒逼他们行动起来。普通人对身边发生的疑似侵害儿童事件，也应及时报告与检举，筑成一张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安全之网。

王兢

责编 辛省志